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上周末，广州恒大俱乐部宣布签下邓涵文、唐诗、杨立瑜3名U22国脚。虽然3名球员身价目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足协深入推行职业联赛U23球员上场规定的背景下，U23球员已成为今冬甚至未来几个赛季国内转会市场上的紧俏品。在巨额薪酬条件诱惑下，那些曾经在欧洲留洋的1995与1996年龄段精英球员大部分已回流到国内赛场，他们的身价也因为不断扩张的“内需”而大幅提升，中国足协欲打击职业联赛“阴阳合同”及转会市场各类不规范行为，恐怕得狠下一番苦功。

年轻留洋精英迅速回归国内

2011年10月，41名1995、1996年龄段少年球员作为“少年英雄”足球留洋项目首批学员，踏上赴葡萄牙求学的征程。这个中国足协发起、得到“500.COM”及阿迪达斯赞助的本土青年球员赴葡留洋项目虽因政策壁垒而导致球员无法参加当地正式联赛，但经各方协调，这批孩子还是分批落实了一系列形式正规、比赛周期稳定的高质量比赛。待到2013年首期留洋学成归来后，这些年轻球员纷纷成为各队征战当年全运会足球赛事的主力军。从2011年到2014年间，“少年英雄”项目、万达集团赴西班牙项目以及河北精英赴巴西项目累计对外输送了几百名留洋球员。但留洋能否善终呢？对此“少年英雄”项目负责人陈祺深有感悟，“球员浮躁、球员原属单位私心重、家长急于求成。在带队的几年里，我发现有些家长对孩子定位不准确，以为孩子留洋就等于成功了。但这恰恰是错误的定位，原因是他们对欧洲职业足球没有清晰认识。”

在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该项目首批留洋的球员陆续返回国内。目前正在阿联酋迪拜拉练热身的U22国足当中，李帅、邓涵文、刘奕鸣、姚均晟、刘洋、周熠辰、何超等球员都是当年该项目首批赴葡成员。中国职业足球在过去多年来国内足坛连续“急功近利、造血功能低下”的情况下，人才缺口非常大，既然普通年龄段国脚流动空间不大，那么U23甚至更低年龄段的年轻球员佼佼者就成为各家趋之若鹜的目标。

U23新政加速“留洋兵团”回流

今年1月，中国足协在武汉进行的足代会上抛出了旨在遏制国内职业足坛非理性消费、忽略青训的“外援名额减少及U23球员上场”联赛新规。由于新政推出距2016国内联赛赛季落幕过去两个月有余，大部分俱乐部早已为2017赛季备战选定引援方向甚至提前敲定新援。相当一部分俱乐部在引援名额被占满或接近被占满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内部消化，硬生生地将一些毫无大赛经验且能力平平的球员“拔高”到一线队，于是U23球员首发后“闪电离场”的奇葩景象出现在今年的中超、中甲赛场中。

不过今年也的确涌现出了一些品质过硬的U23球员，比如在东亚杯上惊艳出场的权健后卫刘奕鸣、过人能力出众的韦世豪、少年老成的高准翼、被国足主帅里皮誉为“郑智接班人”的何超都成为俱乐部的顶梁柱。他们的崛起刺激了俱乐部对其同龄甚至低龄球员的求贤欲望。而由于中国足协今年5月下旬就已明确从明年开始“加磅”U23球员上场规定，因此各俱乐部从本赛季进行期间就早早撒下“捕获”U23人才的大网，比如恒大对邓涵文就觊觎已久。在当初留葡的41名1995、1996年龄段球员中，除张凌峰等少数球员外，大部分都回流到国内。本赛季由辽足加盟克罗地亚联赛的U22国脚冯伯元，还有此前与恒大闹得不愉快的胡睿宝虽然都公开表达过坚定留洋的决心，但口说无凭，家长和他们本人又怎能抵御住国内俱乐部高薪的诱惑？类似球员“出口转内销”的情况，或许在新政作用下并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在1995年龄段球员成为稀缺品后，各俱乐部已经把目光投向1997年龄段甚至更低龄的留洋球员。目前张玉宁、林良铭、严鼎皓分别在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追逐梦想，但其他同龄留洋球员未必能坚持下去。

阴阳合同抬头 足协打击有难度

在新政助力下，越来越多的U23球员得以在国内职业赛场上施展才华，像中赫国安的巴顿、本赛季效力于上港的韦世豪等都是新规的直接受益者。但这样的成功并不具备普遍性。比如刚刚加盟恒大的唐诗今年初加盟国安的时候曾被外界寄予厚望，但因为身体条件受限和技术风格的原因，他始终不能融入新帅施密特的战术体系，中赫国安忍痛割爱便不难理解了。今夏天津亿利一口气引进李铮、黄闯、杨立瑜3名U23球员，但立住脚的只有年龄最小的杨立瑜，李铮、黄闯的出场记录竟然为零。这个赛季加盟重庆力帆的姚道刚在1997年龄段国青队担任过队长，但和黄闯一样，姚道刚在力帆同样踢不上比赛。相同的尴尬还发生在李海龙、曹盛、刘洋、崔巍、陈哲超身上，这5名鲁能U23球员在马加特麾下鲜有登场机会，他们即便上场也是为迎合新规需要。

大量球员回流国内联赛令原本含金量不高的本土球员留洋陷入更大尴尬，同时还引来国内转会市场的价格波动。有业内人士透露，现在部分国内球员打着留洋名义到一家并不算知名的欧洲俱乐部晃一圈后身价暴涨，其报价甚至能达到六七百万欧元。广州恒大俱乐部虽然没有公开邓涵文、唐诗、杨立瑜的引进价格，但业内人士普遍猜测，“没有几千万元甚至逼近亿元的单价，就别想引进这个水平的球员。而由于U23球员依然稀缺，身价被哄抬在所难免。”由于中国足协设定“内援2000万元”身价调节费收取底限，而U23球员的身价往往高于这个“底价”，因此不排除有俱乐部采取其他方式“避税”的可能性，恒大俱乐部以“刘健外加转会费”换得邓涵文或许也与此有关。对中国足协而言，如何谨防、打击联赛“阴阳合同”或许在当下颇具现实意义。在前不久的俱乐部会议上，中国足协已提出“加强对俱乐部财务监管”的要求。

文/本报记者 肖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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