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1981年，一部美国拍摄的体育题材历史电影《胜利大逃亡》正式上映。这部由约翰-休斯顿导演，史泰龙、迈克尔-凯恩领衔出演，贝利、博比-摩尔 等足坛名宿友情出镜的电影，讲述了在二战末期，纳粹德国为了提振士气，组织了一场德军和盟军战俘之间足球赛的故事。尽管战俘队被要求不能取胜，否则会被处决，但是为了荣誉，最终球队还是5-4击败德军。而在赢球之后。这些足球场上的英雄们通过法国游击队打通的地道，胜利逃亡。

毫无疑问，这样的剧情纯属虚构，但是这个故事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1942年乌克兰基辅足球队与德国占领军足球队的比赛。在苏联战后的宣传中，这场比赛被称为是一场维护了民族荣誉的悲情故事。1943年，苏联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消息报》第一次报道了这场比赛，根据这一报纸描述，在比赛前，德国占领军要求基辅足球队在比赛中务必输球，而在比赛中裁判的判决也偏袒了德国队。甚至于基辅队球员受伤时，一位观众想要去帮忙治疗也被党卫军成员射杀。在基辅队获胜之后，所有基辅球员都被带到了娘子谷（“Babyn Jar”）集体处决。在处决时，基辅球员还穿着红色的比赛球衣。苏联媒体认为这一球衣颜色，也显示了球员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更加凸显了这一事件的悲剧性。

《胜利大逃亡》剧照

俄罗斯电影《比赛》剧照

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纳粹足球迫害案”，也为不少电影提供了素材。除了美国拍摄的《胜利大逃亡》，俄罗斯也在2012年拍摄了《比赛》。而马其顿也根据自己本国的故事，拍摄了《一球定江山》，这一故事也与基辅事件类似，只不过故事背景换成了被纳粹强制要求参加保加利亚联赛的马其顿队。这部电影也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等事件一样，从侧面印证了基辅事件的真实性，纳粹德国对体育比赛中的成绩颇为重视，毕竟这可以被视作是雅利安人种更优秀的表现。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流传甚广，在不少报纸上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故事。虽然没有与昔日苏联报纸一样认为这些球员是在大屠杀中遇难，但是却认为“由于违反了德国人的赛前指示，基辅球队参赛的大多数球员先后被德军和盖世太保屠杀。”（资料来源：2001年3月15日《北京青年报》）尽管基辅足球惨案作为反法西斯斗争足够可歌可泣，但是近些年来的研究却证明这一事件可能并非如当年苏联媒体报道那般惨烈，而真正的历史真相恐怕也将永远被尘封在1942年乌克兰的战火之中了。

球队起源

德军入侵基辅

故事要从1942年的夏天讲起。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二战中迎来了重要转折点，苏德战争。对纳粹进攻毫无准备的苏联红军一泻千里，仅仅两个月后，德军便兵临基辅城下。而在1942年9月19日，德军全面占领基辅，一周之后，基辅会战结束，惨败的苏联红军被俘虏超过66万人。

而当时苏联联赛劲旅，乌克兰首府球队基辅迪纳摩也已经解散，有些球员参军被俘或是战死，有人在逃亡路上遭遇不测。而球队的高层切尔诺贝利斯基和球员拉扎尔-科根，则是在娘子谷丧命的唯二基辅迪纳摩成员，被害缘由是因为他们的犹太血统。

然而其他一些基辅迪纳摩球员，却在当时被一个捷克人保护了起来。一位名叫约瑟夫-科尔迪克的一战奥匈帝国老兵，被德国占领军任命为基辅第一面包厂的管理者。据史料记载，这位科尔迪克是基辅迪纳摩球迷，因此他收留了大量基辅迪纳摩和基辅火车头球员在这里工作。而也有史料认为之所以这么多球员来到面包厂，是因为前基辅迪纳摩门将尼古拉-特鲁谢维奇进入了工厂，随后他又介绍了不少昔日队友和好友来到这里。不管是哪种原因，基辅第一面包厂成为了这些足球运动员在战争中的临时避难所。

但是与此同时，这些球员宿命中的敌人也付出了水面。一位名叫什韦措夫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反犹太分子，作为纳粹的爪牙，向占领军建议重办足球联赛，以制造社会繁荣的假象。在获得同意之后，什韦措夫筹建了自己的基辅鲁赫足球俱乐部（FC Rukh），球队中的球员不一定是职业水平，但全部是不折不扣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也正是出于这种建队原因，没有一位在面包厂工作的前基辅球员，愿意加入这支纳粹组织的球队，毕竟作为昔日苏联内务部（全名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属于苏联秘密警察特务机构，克格勃前身）创立的球队，基辅迪纳摩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在联赛创办之后，球员们曾经就是否参赛，参赛是否意味着与德国人合作而被认为是叛国，产生过分歧。但是经过讨论，最终球员们达成了共识，参加联赛是为了展现乌克兰人民对体育的热爱，也可以借此提振民族信心。最终面包厂的球员们决定成立自己的球队斯达特（FC Start）。至于红色球衣，并非是如苏联媒体所言源于共产主义信仰，而仅仅是因为德国占领者安排他们穿了红色球衣。

所向披靡

斯达特球员不同于其他参赛者，他们的工作性质类似于苦力，不得不在工厂三班倒，而且由于食物不足，陷入了饥荒和营养不良的境地。尽管如此，由于是昔日的专业球员，他们在球场上还是用成绩说明了一切：球队先是7-2击败了叛国者什韦措夫的基辅鲁赫，随后又6-2战胜匈牙利驻军队，11-0击败了罗马尼亚驻军，6-0完胜德国炮兵，而在和匈牙利MSG队的两番战中，又分别以5-1和3-2获胜。

随后，斯达特队迎来了他们在这一联赛的最强敌人，德国空军Flakelf队。在德语中，Flak是Flugzeugabwehrkanone的首字母缩写，意为高射炮，而elf则是11的意思。这支球队由基辅的纳粹空军高射炮手、飞行员等空军成员组成。德国元帅、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亲自组建了这支球队，不少高水平球员也得以留在队中，避免开赴前线。

斯达特与Flakelf队比赛海报

两队的首次比赛在1942年8月6日举行，斯达特兵不血刃5-1完胜Flakelf队。这一比分也激起了基辅人民对足球的狂热，对大多数民众而言，斯达特的球员就是乌克兰反抗纳粹争取解放的象征。在3天之后，双方又进行了第二回合比赛，这也是被称为生死之战的那场比赛。由于比赛的赛制已经很难获得准确的史料证明，因此双方的第二场比赛是否是纳粹不甘心失败而要求的重赛，还是赛制导致的第二回合已经不得而知。

1942年8月9日的比赛前，这场票价定为5卢布天价的比赛吸引了2000多基辅市民，以及大量德国国防军、党卫军成员现场观战。在赛前，党卫军裁判要求斯达特球员在入场列队时，行纳粹礼喊出“胜利万岁（Sieg Heil）”这句纳粹口号。但是斯达特球员却在行将把手臂举过胸口时，用力在胸前拍了一下，喊出了苏联体育口号“文明和荣誉（Fizcult Hura）”。

尽管德国Flakelf队阵中出现了不少新面孔，但他们并非是苏联媒体宣传的德国国脚，而只是这支球队正常的候补球员。在比赛中，受到裁判眷顾的Flakelf球员动作野蛮，并导致了几位斯达特球员受伤，但是实力明显占优的基辅球员还是以3-1的比分领先结束半场。中场休息时，鲁赫队老板什韦措夫来到了斯达特队的休息室，对球员们说：“你们应当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输掉这场比赛。”此后一位党卫军军官也来到了更衣室进行威胁，表示不希望看到乌克兰人获胜。而在苏联媒体的渲染下，德国人对斯达特球员发出了死亡威胁，不少球员在苏联时期也表示德国纳粹以生命安危要挟了球队，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仍在世的球员却又改口表示并没有人这样威胁过。无论如何，这些有勇气站在球场上和纳粹德国比赛的斯达特球员并没有被这些话语动摇。下半场双方互有攻守，最终斯达特5-3击败了Flakelf。

比赛之后，德国占领军对球场进行了清场，防止发生反纳粹活动，但是却并没有对斯达特球员下手。双方甚至还友好的合影留念，至少从照片上，比赛之后的气氛绝非如电影中那般紧张。一周之后的8月16日，斯达特与叛国者什韦措夫的鲁赫队进行了第二回合比赛，并以8-0的比分再次血洗对手。

斯达特和Flakelf球员赛后合影

从史料来看，这场比赛，或许才是这些前基辅迪纳摩的乌克兰民族英雄们，真正的死亡之战。

惨遭毒手

为了发泄不快，什韦措夫向德国盖世太保告密，宣称斯达特球员中不少人是苏联共产党，听命于内务部的布尔什维克。事实也的确如此，毕竟基辅迪纳摩本身就是内务部的球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盖世太保最终也决定对这些球员下手，将他们全部逮捕。此外也有研究认为逮捕这些球员是因为他们在面粉中撒碎玻璃破坏生产等原因，毕竟在当时破坏物资储备是纳粹德国难以容忍的重大犯罪。但是在逮捕中，两位还在为纳粹担任警察的球员没有被逮捕，躲过一劫的他们也没有出现在解放之后苏联媒体相关的报道之中。

在被逮捕之后，两位球员特卡琴科与科罗季奇随即丧命。特卡琴科的死因是试图逃跑，而科罗季奇则是因为他曾经在苏联内务部工作。根据希特勒的“政治委员处决命令”，抓获的苏联内务部人员可以不经审判立刻处决。然而科罗季奇却并非死于枪毙，而是在审讯中突发心脏病。据传说，科罗季奇的身份暴露还是源于球队内部的告密，另一位球员科马洛夫向盖世太保吐露了队友的真实身份。科马洛夫在1943年随德国人从基辅撤离，最终在德国的帮助下逃脱审判，来到了加拿大。他的密探和叛徒身份已是确证。

三周之后，由于不能摆脱与基辅游击队联系的嫌疑，九名斯达特球员被盖世太保押送到了基辅附近的席雷茨死亡营（Todeslager Siretz）参加强制劳动，工作主要负责修路、水电和修鞋等等。1943年苏联游击队袭击了基辅的一处坦克维修厂之后，死亡营指挥官拉多斯基下令对死亡营三分之一的犯人进行屠杀，以示报复。三名球员在这次惨案中英勇就义，分别是前锋伊万-库兹缅科、后卫阿列克谢-克利门和球队队长，门将特鲁谢维奇。之所以挑选这三人，据史料称是因为此时纳粹已经发现，不仅仅是此前就义的科罗季奇，这三人也都曾经在苏联内务部工作。在牺牲前特鲁谢维奇一跃而起，高喊苏维埃万岁，可谓壮烈。

战后遭遇

基辅迪纳摩球场外的纪念碑

另外6名被关入死亡营的前斯达特球员和教练，最终挺过了这场战争。马卡尔-冈夏仁科成为了苏联媒体宣传的重要来源，上个世纪60年代，他的回忆构成了所谓死亡之战的故事主体。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冈夏仁科却又改口说这只是一场普通比赛，没有人要求斯达特球员输球，也没有人威胁他们的生命。1996年，马卡尔-冈夏仁科病逝，故事的真相也随之永远被湮没的历史的车轮之下了。其他几位幸存者，前文提到的科马洛夫叛逃加拿大，幸存的秋切夫在1959年去世，提莫费耶夫由于曾与伪乌克兰政府合作，被判处在古拉格劳教5年，冈达列夫由于后来成为盖世太保密探，因此在战后被判处死刑，之后又改成10年有期徒刑。另一位球员普迪斯廷则于1964年拒绝了苏联政府颁发的勋章，表示自己不能参与到谎言之中。还有一位名叫米哈伊-思维多夫斯基的教练躲过了纳粹的魔爪，但是在战后却彻底销声匿迹。

1943年底，苏联解放基辅，《信息报》等媒体开始报道这场比赛，并将比赛描述成为了死亡之战。但是在战后伊始，却又不再热炒这一事件，可能是因为苏联当局认为参与纳粹德国的联赛属于与敌人合作的行为。但是从1959年开始，苏联再次大规模报道这一赛事，并且假装斯达特没有参加其他任何比赛，只参加了这一场生死之战。1964年，苏联政府授予球队幸存者卫国战争勋章，并于1971年在基辅的迪纳摩球场前，为四名受害者建造了一座纪念碑。苏联时代，基辅的新人在新婚之后，都会来到红军士兵纪念碑、游击队员纪念碑和迪纳摩球场前的球员纪念碑敬献鲜花。

一切历史不过都是当代史，这场比赛的真相恐怕很难重现世间了。或许真实的故事不会像《胜利大逃亡》中那般圆满，也不会像俄罗斯电影《比赛》中那样悲情壮烈。基辅迪纳摩球迷俱乐部经理基里尔-博伊科曾对这一故事如此评论道：“我们都爱着这个国家，爱着这支球队。我们宁愿相信那个美好的传说。”无论真相如何，这样的比赛彰显了乌克兰人民对民族的热爱，以及对法西斯主义的痛恨。在世界足球史上，斯达特队必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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