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曼联球迷们也许都会一直怀念当年那个红色王朝的时代，会怀念弗爵爷治下的那支无所不能的红魔曼联，自然也会怀念他们的国王坎通纳。近日，坎通纳通过《球员看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让我们看看是怎样的经历锻造了这位特立独行的曼联国王。

坎通纳：

足球赋予生命以意义。

我真是这么觉得的。

不过一个人的生命、历史、本心也给他的足球以意义。

我将要谈谈我以前几乎没怎么谈过的话题。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塑造我全部人生的故事，它在我出生之前就发生了。

我们必须回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我的外公是巴塞罗那人，在革命失败前他都在与独裁者弗兰哥作战。战争结束后，他成了通缉犯，他在国民军占领城市几分钟前才跑出来，他不得不徒步穿越比利牛斯山来到法国，甚至都没有时间说再见。这就是结局，要么生，要么死。

在他离开前，他去找了他的女朋友。他问道：“你准备好跟我走了吗？”

他当时28岁，她只有18岁，她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一切。

但是她说：“是的，当然了。”

她就是我的外婆。

他们一起逃亡到了位于法国海岸的埃尔热莱滨海难民营，这里一共挤了超过10万西班牙难民。你们能够想象如果法国将他们赶走会怎么样吗？好在没有，他们展示了同情心，因为人类必须对遭受苦难的人表示同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过来的时候一无所有，他们必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后，难民们得到了工作机会，在圣埃蒂安康塔雷斯修建一座大坝。这就是移民的生活，去你该去的地方，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去了，他们去为自己谋生。

几年后我妈妈出生在了那里，之后这个家庭总算搬到了马赛。

这个故事写在了我的血液里，它塑造了我这个人。不过它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就像是一场梦一样。没有关于他们奋斗的照片，只有故事。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可以去触摸，去观摩。但是在2006年，在墨西哥城的一所房子中发现了摄影师罗伯特-卡帕那个著名的“墨西哥皮箱”，在旧箱子里有着4500张被尘封了60多年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底片。它们是如何抵达墨西哥的，没有人知道。

我非常好奇，所以当这些照片在纽约展览时，我带着妻子一起过去了。大多数照片都是很小的底片，几千张都是这样，你必须要在放大镜下才能看清他们。不过展览中心有几张照片却放的很大，几乎有三米高，照片里的人跟真人一样大，就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他们一样。

突然，我看到我的外公。

这不可能，对吧？

但是他就在那里，是一个年轻人，但是我很确信那就是他，不过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因为我未见过年轻时的他长什么样。所以当几个月后展览在法国展出时，我带妈妈去看了。他再一次出现在了那里，还是那个年轻人。

我问：“这真的是他吗？”

妈妈回答道：“是的，是他！这是他们逃上山时拍的。”

难以置信！

如果我外公没有跑走，如果我外婆没有跟他一起走，也许我妈妈就不会存在了，我也就不会存在了。不过这只是我们故事的一部分，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塑造了我的生命。

我的曾祖父母也是移民。他们在1911年因为贫困从撒丁岛逃到法国。在他们来到这里后的三年，我的曾祖父被征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受到了严重的毒气损伤，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靠吸食桉树叶来帮助呼吸。

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服役。当他从战争中归来后，他当了移民建筑工。最终他总算攒够了钱，在马赛的山顶区给自己买下了一块地，当时我爸爸都十几岁了。这块地上面有一个小洞穴。在我爷爷盖房的时候他们不是需要地方住嘛，所以他们住哪儿呢？很简单，他们在这个洞里住了两年。他们只能靠着一个炉灶来加热山洞，这听起来就像是你的家人给你讲“古时候”的神话故事一样，但是确实有这么一张1956年冬天的照片，我的爷爷奶奶和爸爸住在洞里，用毯子盖着保暖。

我的爷爷就从这个洞开始年复一年的盖房子。他先是做了一个壁龛，然后又做了一个小露台，然后在上面给我父母建了一个家。我就在这座房子里长大，这也是我继承下来的，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我儿时的记忆之一就是曾经从山下搬来了十个沙袋，因为那时候房子还在建设中。只有在做完了那些事情之后，我才被允许去踢球。白天我爸爸就在房子上忙碌，晚上他在一家精神病院当护工。而这部分历史对我来说也有特别意义。

我爸爸成为护工并在特殊医院工作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自己的教父就是那里的病人。他的名字叫萨乌维尔，是我爷爷的兄弟。在二战时他曾被囚禁了五年，在经历了这样的创伤之后，他被送往爱德华图卢兹医院。我爸爸跟萨乌维尔关系非常亲密，这激励他当了一名精神科护工。他和自己的教父待在一起，每晚都照顾他。

这就是我的家庭，我的历史，也是我的灵魂。我曾在世界各地都住过。事实上去年我在撒丁岛买了一处农场来重新与家族历史建立联系。不过，我总是尽心竭力的热爱马赛，因为这里的记忆塑造了我，它永远是我的家乡。

当人们为什么问我要那样踢球时，这就是答案。足球赋予生命以意义，但是生命也同样赋予足球以意义。我几乎从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些个人故事，尤其是关于我爸爸教父的。因为这很困难，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时，就好像是天使在跟我对话。但是，我现在分享自己的历史是因为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贫穷、战争和难民的时代，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甚至连足球都买不起，更不要说花200欧元去现场看一场英超比赛或者每年花400欧元在电视上看比赛。足球是一个人生命中最伟大的老师之一，它是人生中最伟大的鼓舞之一，但是现有的商业足球却忽视了世界的很大一部分。

贫民需要足球，足球也需要贫民。我们需要提高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积极和包容的足球，我会尽可能的提供帮助。这就是我为什么作为第一导师加入公共进球（Common Goal）行动的原因。公共进球的目的是拿出整个足球产业的1%的利润来资助草根足球，目前已经有超过60名球员已经承诺会拿出他们薪水的1%。令人高兴的是，这里面有大俱乐部的球员，也有小俱乐部的球员，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来自世界各个联赛。

足球应该是人民的，这并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想法。没有道理目前这项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不团结起来，支持足球的社交功能。我们的所有人，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移民还是土著，都能够在足球中发现同样的快乐。我们都说同样的语言，我们都有同样的情感。

一直以来关于我的职业生涯我都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为曼联踢球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你能做的这么好？”

人们总是想得到一些复杂的答案，我知道他们想要得到的是一些秘诀，但是答案其实很简单。弗格森爵士在一件事上是大师：不管经历了多长时间的训练，无论我们何时上场比赛，我们在场上都被允许自由发挥。我们能够完全自由的根据自己的想法跑位，根据自己的想法踢球。

我不会忍受其他方式的足球。

如果没有自由，足球还能算什么？

所以，请允许我问这些运营着这项全球运动的人——球员、经纪人、赞助商和足协们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没有自由，足球还能算什么？

如果没有自由，生命还能算什么？

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都不否认我们可以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

现在你们了解我的历史，我来自一个移民的，叛军的，士兵的和工人的家庭。当我还是孩子时，我们没有什么，但对我来说生命的真谛在于我们能够在片刻中找到狂喜。

也许是跟家人的一次简单的野餐，也许是三双袜子团在一起用鞋带绑住的一个球，我们在阳光下踢球，然后我们躺在草地上，我们惊叹于拥有一切，也惊叹于一无所有。

当我30岁离开足球时，你们知道我做了什么吗？这对我来说非常特别。我去1939年自己的外祖父母不得不逃离的城市居住了。

我住在了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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