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清晨，从浦东机场出发的航班降落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高红开始了自己为期一个月的世界杯观赛之旅。今年2月，当国际足联官网上的女足世界杯售票窗口开启后，她立刻选中其中的22场比赛，花费约1.5万元。这是她第一次独自上路。以往，她通常是作为中国足协调研组的一员参与世界大赛。

但身份的改变也赋予了她不同的经历。一个月里，独自开着在机场租来的吉普车前往各片球场成为她的常态。球场和旅途中的见闻引发她陷入沉思，过往20年自己的球员和教练生涯伴随中国女足的发展递变，许多画面一次次在她脑中交错闪回。

晨报记者在世界杯期间与她进行了几次长谈，她亲历过中国女足的辉煌和低谷，有过奋斗和挣扎，也曾确信和迷惘。当这些都褪去后，生命和事实的本质呈现在眼前。

6月8日晚10点

雷恩火车站附近餐厅

“刀亮出来了，为何插不进去？”

中国女足第一场小组赛的赛地位于雷恩，一座地处布列塔尼的小城，距离巴黎大约三小时车程。很多在法国首都留学和生活的中国人自发赶来，这其中有一对老夫妻是高红的朋友。

“樊大姐和肖大哥常年定居在巴黎，这次他们提前来到那里，住酒店、坐高铁，一路的费用都是自己承担，而他们甚至都不是球迷。他们花钱花精力，只是为了来给这些素昧平生的中国女孩子加油，让她们在异国他乡依然能感受到支持。”这是一份很淳朴的家国情怀，因为自然流露，所以更令她感动。

“我想到自己做运动员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接触到普通球迷的。如果有一天可以开放一个口子，赛前进行互动，这能让她们更直观地了解到祖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高红从国内给肖大哥带了件印有中国足协会标的国家队球衣来，七十多岁的老人立刻像孩子一样兴奋。“立马穿上，不肯脱下来。比赛结束，肖大哥说虽然输了，但中国踢得很好，我们一定要庆贺。他们挑了一家特别好的餐馆，点了香槟，祝贺中国队越来越好。我就在想，中国女足的姑娘们能听到这些声音吗？如果她们知道有这么多人默默站在自己身后，对自己没有苛求只有温柔和善意，该多好啊！就像我当初一样，我们当年在洛杉矶准备决赛的时候，最后一星期是向球迷开放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我们送饺子，做中国菜，这就让我们感觉自己不再仅仅归属于一个队，而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这种国家的归属感和荣誉感一直延续到20年后的今天。”

比赛本身还是有些遗憾的，中国女足全场创造出两三次很好的得分机会。“所以我就在想，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使她们在最后一击的时候无法像尖刀一样直插对方心脏的东西是什么？刀已经亮出来了，为什么插不进去？”中国队的反击打得非常快非常娴熟，中场抢断以后直往前插，非常漂亮的反击战。但到了禁区以后遭遇对方对抗，就犹豫了。“比如古雅沙那个球，她在禁区线前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你保持速度进入禁区，对手只要一碰你就是犯规，但禁区这条线，它的存在好像是个魔咒，让大家都不知所措了。杨丽当时跟上来了，跟上来就是为了射门，但球传给她的时候，她没做好射门准备。”

显然，到了禁区这一带，中国队员的思想凝固了。“强烈渴望胜利、要得分并且相信自己能得分的精神力量还太薄，它像层薄雾一样笼罩在她们的潜意识里，一受干扰就没有了。到禁区那儿要加速，要在高速下射门而不要减速，这层意识需要从球员小时候就培养起来。”

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一届中国女足的，它一直存在，中国女足历来缺少一个真正的“杀手”。“孙雯那年世界杯进了七个球，获得了金靴，但我个人认为她的最强项是传关键球，这点和现在的王霜很像。现在我们更缺少一个世界顶级的‘杀手’，而强队一定有得分的突出选手，一定有决定比赛胜负的人。”

“我在带几批青少年球队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什么？队员怕得分，她们一直被紧张压着。万一这个球没打进去呢？万一我打了教练想让我传呢？她有很多负担，被外部的声音所干扰。”这种心理阴影并非是当球员进入国家队后才形成的，她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就一直有。“我们需要那种性格坚定、冷静，甚至于冷酷的射手，但这又需要从选材和培养开始着手。这种要求正是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相违背的，老话说枪打出头鸟，但这些鸟通常都是最勇敢的鸟。所以第二场李影打进这个球我真为她高兴，我们需要这种‘杀手’，那么一点点的机会，那么果断一下打进去，我觉得她有这种潜力。”

作为中国队进球最多的球员，王珊珊也具备这种“杀手”的潜力，但让高红疑惑的是，她在这次世界杯上没有展现出来。“她为什么没有打出来？球队应该在做总结的时候分析一下原因。我觉得这主要不是她的问题，因为球员归根结底是受影响者，她不是影响别人的人，不是作出决定的人。”

6月10日下午1点

博韦小镇广场露天咖啡座

“强手对抗是人和人的对抗”

“前锋的性格理应要比后卫或者中场球员更突出，因为你到禁区面对门将的最后一击，已经不仅仅是技战术的对抗，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对抗。这种终极对抗，就是气场的对抗。”

米娅·哈姆是美国队在1999年世界杯夺冠的功臣，也是美国女足图腾式的人物。但在跟中国队比赛的时候，她没有打破过高红把守的球门。“一对一的时候，她会有犹豫，脚下变软，速度放慢。我看出她的破绽，就更有信心。这里面有一个封位的问题。我站在那，自己的身体在说话。如果面对一名前锋，我整个身体后倾，这样就会暴露出很多漏洞。而当我整个人前冲，就等于在向对手发出挑战，‘COM E ON，我完全准备好了！’这一点，她是知道的。”

一名球员的气场足不足，往往是她的信心所带动的。“每个人自信的落点不一样，落在什么地方？确据是多少？你在过去比赛中单刀球的成功率是多少？通过训练解决了多少？如果平时练得很少，你要让她在比赛中超水平发挥，几率就很低。队员信心会不足，因为她没有面临过这种情况。中国连续几个球都是到禁区附近减速，你再和其他强队比较，她们一旦到了那块地方都是加速射门。”

高红进而指出，当球员得球后朝向禁区的方向前进态度不够坚定时，通常有两个体现：跑位的方向不对，不是直冲禁区的方向，而往往沿边路奔跑；持球人朝向禁区的速度和力度都不够。

这个问题在她带99、00国少时也同样遇到过，“我后来总结的时候就说，这是我们不如朝鲜队的地方。朝鲜队有特别的‘杀手’，他们在中锋和其他关键位置的培养和选材上有一套特别的系统。其实各个国家都有，但我们没有。虽然现在都强调要打整体足球，但我们不要忘记，整体足球每个位置都很重要，但最后也需要一个‘杀手’，一个得分、杀死比赛的人。如何培养关键位置上的球员，这是我们作为教练要去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6月17日下午3点

翁福勒尔港口

“球员应该被呵护，被尊重”

中国女足这天晚上迎来了小组赛最后一场和西班牙的生死战役。一早，高红开车从自己居住的博韦出发前往勒阿弗尔边上的港口小镇翁福勒尔。小镇虽小，但因为孕育了著名的印象派而得名。

高红在沿街狭小的售卖手工艺术品的小铺里穿行，“我想找一朵漂亮的水晶做的红玫瑰，猜猜我要送给谁？”“总是你喜欢的人吧？”“张鸥影的妈妈。她走以后，我一直想送一朵玫瑰给她妈妈……”

高红前几年回到国内执教国少的时候，曾向张鸥影发出过邀请，但由于后者当时准备要孩子，两人遗憾地错过了合作的机会。在队友去世后，高红偶然间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了张鸥影当时接到国家队召唤，从遥远的美国奔赴而来，最后却不了了之。直到她去世前，对这件事仍然耿耿于怀。

“我很震惊，她太遭罪了。”高红和张鸥影，都是99一代铿锵玫瑰的代表。20年来，每逢女足大赛，她们总是像中国大大小小的寺庙里那些褪了色、外层剥落斑驳的神像一样被请出来，被国人用以祭奠逝去的荣耀，并庇佑后来者。然而无人关心她们在成就中国女足仅有的荣耀的过程中身心所遭遇的伤痛和挣扎，这是她们中的几乎每个个体都经历过的。

事件褪去，但伤痕永存。而这不是她们那一代人的特殊经历，这是中国女足令人唏嘘的命运。

“我们的女足队员，从未被珍惜。”从她们涉足这一行，她们身上的女性身份就被人为抹除了，“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没有对男女性别的区分，你没有自己女性的身份，你只有一个角色，就是运动员。那些女性特征比较突出的，也会被压抑，教练会批评你娇滴滴的，运动员不像个运动员。当时全社会的认识就是这样，直到现在，我才越来越明确自己的女性身份。女球员和男球员肯定是不一样的，女性的温柔、谦让和忍耐的这一面，其实可以很好地在这份职业中被加以利用。”

在她们作为球员的成长过程中，从未体会过被呵护和被尊重。高红想起这次世界杯期间赶来看望队员的女足前主帅布鲁诺。“布鲁诺是法国人，他的天性就很浪漫。虽然他管理很严，比如不让留洋是他提出来的，长期集训也是他搞出来的。但是，你看他是很了解人性的，他知道人在长期集训中是要寂寞的，就搞出很多花样。把球队拉到法国来，带她们出去玩啊。有时候你生日他拿出一朵花来给你出其不意的惊喜啦，写个小纸条给你啦。大家就会觉得自己被尊重。她们不仅被当成球员，更被当成一个人，一个女人。”

6月17日深夜11点

不知名的乡间小道

“作为国家队队员，你不够格”

高红驾驶的白色吉普驶上了一条黑黢黢的乡间小道，没有路灯，没有行人。只有导航仪在发出指示，她将信将疑地前行。就在这时，后方一辆汽车亮起了大灯，“它一直跟在我后面一定的距离，开着大灯，照亮我前面的路。一直走到小镇上有亮光的地方，那辆车消失了。他能看出来我开得很犹豫，所以我想他是在用亮光告诉我，自己在陪着我走。”

正是这样一些时刻，让高红感受到人生的某种暗喻。“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彷徨的时候，而你生活中会出现一些人，像那辆汽车的大灯一样陪着你走，照亮前方的路。”

对于一名球员而言，好的教练就是人生路上的那盏大灯。高红的生命里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教练，这让她一生为之庆幸。“我在陕西时有个教练，他是男队的教练，我坚决要求去他的队练。跟男孩练提高很快，而且他和你就像朋友一样。他说你的动作不对，按照他一指导的确是这样。他能指出关键点来，我马上就能进步。第二，他从不说贬低人的话语，他会用激将法，故意让男队员在我面前表现。鱼跃我就在那儿学的，‘谁谁，你做一个给她看看。高红你能不能啊？’‘能！’我就做了一个。”

她上世纪90年代早期加盟日本一家会社的俱乐部，回过头看，高红意识到自己作为球员的转折正是在球队的德国主帅手下实现的。“第一堂训练结束，他把我和翻译叫过去，直截了当地说，‘高，你不够格。我听说你在这支球队挣的工资最高，又是国家队的。你是这支球队里唯一的国家队球员，但你的责任没有起到。现在开始，你不能跟队训练，除非把身上的肉减掉，状态达到配得上工资的水准。我给你15天时间，如果达不到标准，你就回去，回到中国去。’”

第二天，康复师6点15敲响她的房门，“高，起床跑步啦！”长期在国家队的替补经历，让她习惯隐忍和坚持。到了第八天，被叫回队。“我跟翻译说，你告诉他，我准备好了。一试，果然准备好了。教练立刻拍板，‘高，我宣布你回队！你八天就达到了要求，你真正是个好的守门员。我现在赋予你这个责任，你完全可以指挥后场，彻底放开！’他转头告诉其他防守队员，‘你们后面都要听她指挥。’”

真的可以这样？高红对自己有过深深的怀疑，那是国家队的惨淡经历留给她的屈辱记忆。“我记得在国家队第一场比赛，和上海队，我紧张死了。结果上海一个远吊吊进去，回来开会就调侃我，‘你是叛徒啊，王连举啊，我还以为你上海队的呢！’一下子我再也不敢打比赛了，然后定论来了，‘训练特好，一上场比赛就变傻子一个。’这个阴影就压得我特深，压了我6、7年。”

“你绝对可以，一定可以。”德国人坚决地告诉她。“我找翻译，‘小杜你告诉他了吗?我是替补。’‘WHO CARES（谁在乎），你就是最好的，我见过很多国家队门将，你就是最好的。’天天像洗脑一样强调，也许有些偏颇，但的确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德国人彻底改变了这个从屈辱中走来的，习惯被贬低的球员的整个人生，她感到自己如同经历了重生。

“96年打完奥运会以后所有媒体采访我，我都提到这个德国教练，他赋予我作为运动员新的身份和生命。当时一些中国教练对我很有意见，‘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怎么提也不提？我们在用另一种方式促进你进步啊！’他们说。但那种方式让我感到了不舒服。”

6月26日下午1点

巴黎17区酒店餐厅

“一直没有自我的人如何展现自我？”

高红一直在想前一晚意大利淘汰中国后，对方主帅赛后发布会上的一番话。“她的球员看起来在场上很舒服，很有安全感，不用担心什么。这给我的印象很深，赛后看到了她的一些话。”这名主帅说，“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拥有非常高的天赋，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她们，提升天赋，而且我们非常信任她们。”

“几句话你就能看出她的执教哲学来，我们都上过教练班，最基础的班就告诉了我们教练的角色是什么。首先，他是一名培育者。什么叫培育？像栽培花朵那样小心翼翼。”安全感很重要，这也就是意大利球员为什么在场上会让人感觉她们很舒服。因为不害怕，不担心自己的失误会遭致恶果。安全感同样体现在敢于展现自我，发出内心的声音，而这恰恰是中国女足最缺失的。

“我们运动员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让你做一就做一，不然就是错的。她们是在否定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她就没有一个发展健全自我的意识。她们到了大赛，说要展现自我，但怎么能展现得出来？因为她们一直没有自我。”

高红几乎是那届老女足的特例，“我在球队的时候很容易有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在日本踢球，看了很多书，我有自己接受教育的通道。我有时候和教练的看法不一致，但他也不能以自己的权威来压制我，使我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使我不思考。我当然尊重教练的权威，但我也认为有些事是在可以讨论的范围里。”

你完全可以想象在20年前，她的特立独行和争议性的性格在球队所遭遇的被边缘化。20年后，当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变得宽松，球员是否也应该获得更自如表达自我的权利？我们在这里出于对双方的尊重，选择隐去姓名，只陈述事情本身。

女足的某期集训中，曾经征召过一名在海外效力的年轻球员。因为她长期身处欧美的环境，在表达自己时喜欢借用不少肢体语言。这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是会有一些夸张。结果，她很快就遭到了主帅的当众呵斥，说她“有病啊，装腔作势！”可想而知，这个孩子得知了教练对自己反感以后，势必影响在训练场上的发挥。

高红指出，国家现在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很有保障的物质条件，这说明大家都开始重视女足了，但是在专业团队里对人的尊重，对科学规律的尊重还远远不够。当球员在这样一种不被尊重和珍惜的环境下长大，她自然不会懂得珍惜自己。她回忆自己带国少的时候，队员面对表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显得不知所措。

圈里不少同行对于高红的执教方式存在质疑，他们认为，她过于柔和不够严厉。一些队员告诉她，每次来集训就像到了一座安全岛。“因为我承受过教练缺乏尊重所带来的身心巨大的伤痛，所以我对她们的现在有无限同情，我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在她的球队里，鼓励球员表达自我，“让她们自己选队长，自己决定手机收还是不收。评选优秀运动员，按她们的标准去评选。这时，很多的自我就出现了。”

虽然在国家队时因为自己的直抒己见常常让主帅马元安感到为难，但高红回忆，自己当时的幸运之处是并没有受到过多干涉。“我后期在国家队是在这样一种氛围里面，他们既不表扬，也不批评，因而让我觉得自己很舒坦。”

我们常说，要像成年人一样去踢球，成年人意味着在场上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因为情况千变万化，教练员无法预判一切，绝对不可能按照预设走，这就需要运动员根据场上的情况作出选择，她作出选择的唯一根据是安全感。

“她知道自己这样做无论后果是什么都会被尊重，她不会怕被责备，不会觉得这场比赛输是自己的原因。这让她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以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构成一个自信的整体，代表中国新一代年轻女性的精神面貌——她们敢于竞争，敢于挑战强队，敢于表达对胜利的强烈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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