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体育日报

当李可和艾克森以中国男足国家队成员的身份参加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作为新鲜事物的“归化球员”，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的一部分，并且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归化球员“身份”难以统一

就在这个月，此前效力广州恒大队的巴西球员高拉特通过“自宣”的方式，证实他已经获得了中国国籍，成为一名归化球员，并且表达了希望帮助中国队冲击2022年世界杯参赛资格的想法。

对于李可这样拥有中国血统的“外援”归化，外界普遍持欢迎态度，引发争议的，则是像艾克森和高拉特这样的非华人血统球员。今年中超联赛结束之前，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中超中甲俱乐部投资人会议，商讨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归化球员的界定与使用，当时提出的一种方案是“注2上1”，也就是每支球队可以注册两名非华人血统的归化球员，但每场比赛只能上其中一人，而所谓的“注2”，是指2020赛季新增注册的归化球员，像艾克森这种今年已经报名的球员，并不受新政的限制。

对即将推出归化球员使用新政的中国足协来讲，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瓶颈，就是对这些归化球员的身份认定，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在拿到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之后，这些归化球员与本土球员一样，拥有在中国境内参加工作和劳动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曾有俱乐部建议，可以参考以往中超中甲对于中国香港球员的使用方法，在规定每支球队拥有归化球员具体人数的基础上，施行“内外有别”的使用方法，也就是在中超中甲联赛联赛当中，归化球员可以作为本土球员使用，但是在亚冠联赛中，则按照亚足联的相关规定来执行。

“鸡肋”政策或被“一刀切”

上个月的上海中超中甲俱乐部投资人会议上，中国足协提出包括“三级职业联赛本土球员限薪”、“中超球员薪酬达到顶薪标准后不能随意转会”、“超级外援身价不超2500万欧元且不限薪”、“U21本土球员税前年薪不超100万元”、“俱乐部如有U23球员经足协推荐赴海外留洋，可在联赛中适当减免执行U23球员政策”以及“中乙每队只能注册三名30岁以上球员”等诸多动议，虽然其中一些引发了外界相当大的争议，但中国足协追求职业联赛“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在相当核心的“减负”和“限薪”问题上，没有任何动摇。

去年底的2018赛季中超联赛总结会上，中国足协推出了“四大帽”，旨在遏制联赛非理性消费，为俱乐部减负同时鼓励俱乐部将投入目标转向本土人才培养从而造福中国足球，此次推出的新政当中，依然把联赛的财务管理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去年形成的决议，中超每家俱乐部2019年至2021年三个赛季的总支出限额分别为12亿、11亿和9亿，而这三个赛季中超俱乐部薪酬所占俱乐部投入比例分别为65%、60%、55%，逐年递减。至于中超联赛个人薪酬限额，依然维持国内球员单季最高（不含奖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限额，国脚薪酬按比例最多上浮20%（1200万元）不变。

至于之前一直为人诟病的U23球员政策，下赛季很有可能会“翻篇”成为历史。事实上，虽然中国足协出台这项政策的初衷是增加年轻球员的上场机会，但是一来俱乐部会使用“即上即下”来应付了事，二来中国足协在执行这项政策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因为各种原因在球员使用人数上“减免”，而且从一开始的跟外援出场人次挂钩，到后来的单独执行，早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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