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包括欧洲五大联赛在内的全球绝大多数主流足球职业联赛均已停摆，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足联有关“足球从业者减薪”的倡议及包括亚洲在内各大洲职业俱乐部推出的不同幅度的人员减薪举措。中超俱乐部会否紧跟这一潮流？虽然答案尚不得知，但近期已有部分国内俱乐部就相关问题咨询中国足协，并希望后者提出指导性意见。俱乐部把“球”踢出，中国足协是“接”还是“回传、转移”，这的确颇具技术含量，也颇费心思。

全球掀“减薪风暴” 亚洲足坛紧跟节奏

疫情持续发展背景下，球员减薪在足球界已形成全球性话题。截止到4月初，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地区）联赛俱乐部推出了人员减薪措施。在各大洲中，欧洲足球技术水平及职业化程度最发达，在“减薪”方面迈的步子也最大。从瑞士锡永俱乐部主席直接解雇9名不愿接受降薪球员开始，“减薪风暴”在全欧洲足坛范围内迅速掀起。在他们当中，来自意甲的尤文图斯、德甲的拜仁、西甲的巴塞罗那、马德里竞技均旗帜鲜明地竖起“减薪”大旗。拥有C罗的“老妇人”甚至决定停发全员3月至6月的4个月薪水。巴塞罗那一线球员也“放弃”接受“ERTE（临时就业条例）”的保护，同意在疫情期间减薪70%且不会在疫情结束后追讨此部分薪酬的方案，并同意额外拿出2%的薪水，确保俱乐部其他人员正常酬劳的发放。

疫情对亚洲足坛的打击同样明显。亚足联3月初出台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仅亚冠联赛小组赛及中、日、韩三国联赛的推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不少于9亿美元。而随着疫情延续发展，这一数字还会被不断改写。亚足联各会员协会国（地区）及其联赛既然短期内“开源”无门，也只能主动“节流”，管理机构及俱乐部的减薪成为必然。比如韩国足协3月26日就已经宣布部门及以上级别高管自动减薪20%，直到今年底。一天后，澳大利亚足协也宣布，其七成员工回家待岗。韩国足协在40强赛暂停进行后，面临了和澳大利亚足协同样的经济困境。3月30日，泰国足协也宣布减薪，就连泰国队日本籍主帅西野朗也减薪五成。越南足协同样计划削减其国家队教练组人员的薪酬。

中超是否减薪 俱乐部把“球”踢给足协？

和欧洲及亚洲其他国家（地区）足坛一样，中国足坛受疫情影响遭受的经济损失直接而巨大。没有比赛的日子里，各级国内足球俱乐部在财政方面入不敷出，关于“减薪”的呼声于是渐渐在国内足坛响亮起来。在此之前，中国足协一直没有就此问题作出公开回应。一方面，国际足联虽对足球界“减薪”表达了一定观点，但发声仅限于“建议或意见”层面，并不具备严格的强制力或约束力。在由球员与俱乐部构成的足坛劳资关系中，其薪酬发放问题的责任主体不是各会员协会而是俱乐部。

另一方面，和欧洲、亚洲俱乐部情况不同，虽然国内各项正式足球赛事也处于停摆，但教练员、球员及俱乐部其他工作人员并没有停止工作。相关业内人士分析，球员在疫情警报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坚持训练，足协及有关方面也提出“春季大练兵”的具体要求，那么如何给球员减薪？俱乐部很难开口。他们受资金运营压力所致希望减薪，也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来落实具体措施。于是不难理解他们向中国足协“索求”减薪指导意见的举动。

足协“接球”也犯难 决策遭遇“真空地带”

国内俱乐部人员特别是球员、教练员要不要减薪？中国足协的确很难做出答复。首先，和发达欧洲职业联赛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受各种足球组织及成熟行业与社会保障制度保护不同，国内职业联赛从业者的薪酬发放问题带有比较单一的“俱乐部说了算”色彩。举例来说，在珀斯光荣对本俱乐部人员大幅减薪后，澳大利亚球员工会决定起诉该俱乐部替俱乐部人员维权，但中国足坛没有类似“球员工会”组织帮球员维权。中国足协作为行业管理机构参与制定联赛竞赛规则及必要的监督，中超公司负责中超联赛整体经营。而不负责俱乐部具体人员的薪酬发放。

球员受聘于俱乐部，亦是企业的一员，其工资发放标准严格来说不该由足协来定。那么中国足协即便就减薪问题提出意见，也只能带有“建议性或指导性”。

回望中国足坛摸索职业联赛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虽然早年业内亦没有成立“职业联盟”，但中国足协对于联赛重大问题的决策及决策执行曾推出比较严格的规定，并先后设立了诸如中超联赛委员会、中甲联赛委员会、职业联赛理事会等议事决策机构。而如今类似机构已不复存在，“联盟”又尚未挂牌成立，于是在处理各类联赛疑难问题上，无论足协还是俱乐部都遭遇“真空地带”。

俱乐部投入锐减 各方“减薪”易产生默契

说到欧洲主流联赛大量俱乐部加入“球员减薪”阵营，就不得不提到于2013/2014赛季正式实施的《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FFP）》。欧足联制定该法案，旨在规范各俱乐部的财政行为，控制俱乐部财政赤字，并对违反规定的球队予以处罚。2014年5月17日，欧足联宣布，英超曼城及法甲巴黎圣日耳曼因违反该法案有关收支平衡的规定被重罚6000万欧元，两队同时被要求降低工资标准、限制单笔交易最大额。从该法案落实情况看，欧洲足坛打击“俱乐部非理性消费”的力度与决心都很大。于是不难理解，当下各欧洲豪门俱乐部在收入锐减情况下大幅降低球员薪资的用意。

中国职业足坛目前虽没有照搬“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但中国足协近年来在规范联赛财务及治理职业俱乐部经营环境上还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规则制定方面也逐步向国际先进区域靠拢。比如2018年12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当季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上，对三级职业联赛俱乐部从2019至2021赛季的单季总投入额度、投资方注册额度、俱乐部亏损额度都设定了比较明确的数字。此外，对各级俱乐部单季薪酬发放额度所占总投入的比率也作了具体约定。如2020赛季中超俱乐部（含一线外援、国内球员、预备队球员）薪酬比例不得超过总投入的60%。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减薪”与联赛环境治理方向一致，同时也满足俱乐部减负之需。

还有一点影响国内俱乐部“减薪”问题，那就是在国内职业足坛经历多年摸索与沉淀后，俱乐部特别是中超俱乐部从最近两个赛季开始，投入渐趋理性。一位俱乐部投资人代表对北京青年报记者透露，在去年底、今年初沟通过程中，多家中超俱乐部投资人都表达了“缩减投入”的想法。而由于“职业联盟”迟迟未能推出，部分投资人对于未来联赛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产生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经营想法。今年国内职业足坛转会市场的相对冷清，以及标王身价呈大幅度缩水的现实就是上述想法很好的佐证。这位俱乐部负责人说，“我感觉今年国内转会市场已经回到了大概10年前的样子。对于一些经营上有资金压力的俱乐部来说，‘减薪’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合理‘出口’去落实这个想法。”

按照计划，中超公司将于本周四举行董事会议、股东会议，而利用这样难得的线上聚首之机，俱乐部想必也会对“减薪”问题敞开心扉。不过，中国足协回答此类问题要谨言慎行，合理把握“意见”与“规定”之间的度。文/本报记者 肖赧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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