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9日中国足协召开“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研讨会”达成“职业足坛合理降薪”共识后的20天里，中国职业足坛公开宣布响应降薪的，却只有中甲俱乐部新疆天山雪豹一家，这样的结果难免令人有些错愕。倘若中国职业联赛重启之日前新疆天山雪豹没有盼来“队友”，疫情期间中国足协的“减薪指导意见”便无实际意义。

这是球员群体最希望得到的结果，事实上中国足协没有“强制减薪”的权力，给出“减薪指导意见”也只是供需要减薪的俱乐部参考执行，因此“降”与“不降”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俱乐部手中。

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的降薪也经过了3轮谈判才得以实施：本土球员、外教团队和外援的合同都要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正如本报曾经报道过的、相对严谨的法甲降薪原则：高薪球员多降，低薪球员少降，降薪周期从今年3月起至中甲联赛启动。

“我们俱乐部能顺利推行‘降薪’，关键在于队员、教练的理解和支持，降薪方案也合情、合理、合法。”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董事长孙爱军说，“其实降薪对缓解俱乐部压力只是杯水车薪，但俱乐部没有亏待过教练和队员，所以大家目标一致就是共克时艰。”

以职业联赛7月重启计算，新疆天山雪豹的球员和教练需要承受4个月的减薪时段：在这个减薪时段当中，外援、教练、本土球员依照薪资水平高低接受50%-10%的降薪，如孙爱军所说，新疆队“原本薪资水平较低”也是降薪得以实施的重要前提。

上赛季参加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俱乐部共有62家(乙级联赛30支球队，中超、中甲各16支球队，其中多达10家俱乐部在赛季结束后宣布解散退出)，新疆队是截至4月27日唯一一家公开宣布“降薪”球队。按照业内人士预测，多数中乙球队薪资水平处于“降无可降”的范围，中超球队的合同相对复杂，降薪的“性价比”不高，因此中甲球队更适合降薪操作。不出意外的话，有了新疆天山雪豹队的示范效应，接下来陆续出现的降薪球队将集中在中甲层面。

“减薪”最终落得雷声大雨点小似乎不是坏事，因为“减薪”只是权宜之计，而“不减薪”是否会带来更大隐患还不得而知。据记者了解，中甲、中乙两级联赛除上赛季末宣布“解散”的近10家俱乐部，还有多支球队在今年这个特殊赛季的参赛前景令人担忧。“不知道俱乐部能不能熬到联赛开赛，就算是开赛，能不能打完这个赛季也难说。”有中甲球员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复杂心情，“足协是要看大家的签字(不欠薪确认表)，可大家都清楚有的俱乐部就是跟球员说先签字才有机会拿到欠薪，球员也知道要是俱乐部黄了更拿不到钱，所以只能先签字。”

这是中国职业足坛最大的“死穴”：从中乙到中超，没有任何一家球队能够进入营利模式只能纯靠投资人“输血”，整个赛季俱乐部50%以上的支出要用于球队薪资，再算上梯队、青训的不菲支出，俱乐部已经无暇他顾。

正是入不敷出的残酷现实让中国职业足坛必须加固底座(中乙、中甲两级联赛)才能打下“发展”基础。职业联赛以“商业”为最终目的，这也是和五大联赛相比，中国职业球队反而具备一定“抗风险能力”的原因：疫情期间，五大联赛俱乐部收入断崖式下降，降薪是绝大多数球队保证生存的最直接办法，而不依靠营收度日的中国球队受损程度则取决于投资人的主营业务——中超球队多以房地产投资公司为主，中甲球队以房地产投资和商业控股公司为主，中乙球队投资人则五花八门。

因此和特殊时期的“降薪”相比，新赛季三级职业联赛的稳定结构才是事关中国足球大局的重要难点：天津天海的中超资格疑问从3月初持续到4月底未见明确答复，所涉及到的中甲、中乙、中冠(第四级联赛，业余联赛，与乙级联赛以升降级形式衔接)相关球队的准备工作只能“边练边等”，而在经济下滑的特殊时期，强求基层联赛扩军显然不是最优选择——2018赛季和2019赛季，大约20支球队相继退出中国足坛，投资人资金亏损几乎是唯一原因，新赛季的“限薪”和更严格的财务监管制度能否起到作用，还要等时间给出答案。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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