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正是受疫情影响，曾经抢占中超联赛执法舞台的外籍裁判，在本赛季中超联赛首阶段不见了踪影。本土裁判员在特殊时期，被推上了国内职业联赛执法工作的最前沿阵地，他们本应抓住机会为自己正名。

但令人遗憾的是，赛制的改变与赛程的压缩并没有制约中超联赛错、漏判此起彼伏，受业务不精、对规则理解不透彻、判罚尺度把握不力、对VAR技术运用不纯熟等因素影响，部分本土裁判在某些场次出现了引发巨大争议的误判、漏判。中国足协不得不通过紧急聘用两名韩国籍裁判员执法，以平复俱乐部与球迷的不满，或者说是避嫌。“裁判抢戏”不是好现象，但客观上却为这个特殊赛季的中超联赛平添了另类关注点。

本赛季中超联赛开赛前，中国足协分管裁判工作的领导曾经通过线上方式鼓励广大本土裁判员抓住机遇自强。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愿望的实现似乎仍遥不可及。从首阶段下半程开始，争议判罚发生的频率开始密集。究其原因主要有几方面：首先，裁判员虽然季前备战刻苦，也都通过中国足协组织的培训，对当今国际足坛执法规则的最新精神、尺度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但在VAR技术介入的背景之下，部分裁判员出现了过度依赖技术手段“等哨”的问题。而由于对最新国际判罚精神的理解不够透彻，不同裁判员或同一裁判在通常比赛不同时段面对同类案例，判罚尺度不一从而引发争议及利益受损方的不满。

此外，个别裁判员在密集执法过程中，或因体力或因心力不支在具体判罚上球迷网出现了“瞬时短路”，继而将错就错，甚至在后面执法过程中找平衡。

当然，“裁判问题”在中超联赛频繁出现的成因，不能简单归结于裁判员自身能力不济。作为参赛主角的相关球队、球迷等亦有责任。在裁判员出现争议判罚后，部分参赛队没有做到“理解、尊重”裁判员，在自身对规则不清的情况下，对部分判罚做出了误读，继而“带节奏”加剧了外界对本土裁判的不信任。而事实上，这样的不信任已贯穿于过去几个赛季，在“惯性思维”的作用下， 部分俱乐部产生了“被迫害妄想症”。

事实上，对于部分本土裁判员业务水平低下，中国足协有着比较理性的认知。在联赛进行期间，足协曾屡次组织中超裁判员参与各类实战、理论培训。但在这个特殊赛季里，中国足协除了提升裁判员业务能力，还需要应对其它各类裁判工作难题。众所周知，执法中超联赛的大部分裁判员为高校教职员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因返回原单位上班而无缘中超联赛第2阶段执法。于是部分留守赛区的裁判员连续执法，有些裁判员在同一天下午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执法后，还要作为主裁参加当晚同赛区另一场比赛的执法工作，其身体与心理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各类内外因作用下，两位韩国籍裁判员高亨进和金希坤在联赛第2阶段的执法工作中扮演了绝对主角。决赛、季军争夺战、保级生死战等多场重大比赛均由两位“韩哨”担任主裁。这样的结果对于本土裁判员来说无疑是尴尬的。不过，如此现实也是“土哨”进一步自勉从而实现自强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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