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中国足球第一次降薪方案公布，从2019赛季起，“六个帽子”正式实施，包括支出帽、注资帽、亏损帽、薪酬帽、奖金帽和引援帽，其中薪酬帽，也就是降薪方面规定，国内球员年薪限额税前1000万人民币，正式的国脚有20%的上浮。

2019年12月31日公布的政策，国内球员限薪标准不变，外援税后300万欧元。

最新消息则显示，第二次降薪即将实施，根据本报此前了解到的消息，大概率的方案是：国内球员的年薪限额税前500万人民币，外援年薪限额税前300万欧元。

这仍旧是一个酝酿已久的动作，足协方面的思路非常简单和清晰：在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底众多俱乐部纷纷退出、2020赛季中超近半数俱乐部（包括多家大俱乐部）出现不同程度的欠薪、拖欠转会费，以及疫情进一步冲击了俱乐部生存环境的大背景下，保障俱乐部的生球迷网存成为中国足球的当务之急。

对于更大幅度的降薪，球员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俱乐部的态度颇为微妙：众多中小俱乐部其实是乐见其成的，因为这会很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而且减轻了他们的压力，“足协的强制要求，俱乐部也没办法。”他们会对球员这么说，然后内心偷偷地欢喜。

当然，也有部分俱乐部有异议，因为球队的管理确实要面临极大的困难，而有想法的俱乐部（希望成长为大俱乐部或者目标夺冠的俱乐部等）更会直接反对。

更大的反对者或许在媒体和球迷层面，因为中超此前的疯狂发展已经营造了一个泡沫化的、虚拟的中超大市场和大产业。

一个关注点在于公平的问题。这个命题或许如同中超赛制一样：改为赛会制和两阶段的比赛，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只能追求规则下的公平，而降薪，不可能符合所有俱乐部的利益，也绝不是一个可以达到100%对中国足球有益的事情，但只要符合更多俱乐部的利益，能够缓解当前普遍性的俱乐部困境，足协就有理由有底气去这么做。

降薪的另一个初衷是促进留洋，但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一个前提无法改变：按照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水平和青训的水平，未来5到10年内中国足球都不具备留洋高水平联赛的条件，如果留洋二级、三级联赛，其收入未必能够超过税前500万人民币。所以，这个为降薪“贴金”的借口，不提也罢。

降薪也面临诸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一，降薪理论上应该由职业联盟讨论并作出决策，但中国足协承诺的职业联盟至今尚未成立。未来如果成立之后，政策如何延续，职业联盟还是否具有相关的决策权，需要重视和探讨。

其二，降薪幅度的合理性问题。税前500万人民币，税后在250万到300万左右，而在2004年，中超顶薪就超过了这个数字。

其三：突击签约的事情解决起来相对麻烦。如果买断，反而在短期内加剧了俱乐部的负担，如果废除，则违反合同法。

其四：归化球员遭遇灭顶之灾，归化球员等同于国内球员，如果严格监督并执行，一方面现有归化球员或流失，另一方面未来归化球员难度接近100%。

其五，外援水平的下降或降低中超的吸引力，也会较大幅度影响中超的赞助和其他相关收入，此外也必然会影响中超在亚足联的影响力，比如亚冠，甚至不排除进而影响国家队。

最后，连续的、幅度过大的降薪其实对于青训同样会有相应的冲击，会影响青训机构及青训球员家长的信心。

总体上，降薪，为俱乐部减负，保障俱乐部的生存是大势所趋，中超并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职业联赛，中超也确实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运作，因为中超投资人的想法就千奇百怪，而且没有几个投资人会真正关心市场行为，在这个背景下，整体的统一的规划和调整也是当前中超态势下的一种可行性手段。

但必须要说的是，连续的、大幅度的降薪带来的问题也确实不少，所以充分的调研和沟通便是当务之急，在职业联盟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至少中国足协需要在中超（中甲及中乙）俱乐部总经理联席会上获得足够的支持，才可以最大幅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而尽可能凸显其积极影响。

足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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