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记者公兵、肖世尧、吴霞

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14日在上海召开，俱乐部总支出压缩、球员进一步限薪、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等政策重磅出炉。

其中，2021赛季中超俱乐部单个财政年度总支出不得超过6亿元人民币，相比2018年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总结大会上公布的9亿元，压缩力度巨大。中超国内球员个人薪酬（不含奖金）由最高不得超过税前1000万元降至税前500万元，国脚上浮20%的标准不再执行。外籍球员单赛季个人薪酬由不得超过税后3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82万元)调整为税前300万欧元，此外还新增俱乐部外籍球员单赛季薪酬总额不得超过税前1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941万元)的规定。

这是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遵循。

足改方案中说，制定俱乐部人才引进和薪酬管理规范，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有效防止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

上述新政尤其是减少外援工资，或将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大牌外援流失、中超观赏性降低，但从长远来看，这将助力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加强本土人才培养，进一步抑制“金元足球”和投资泡沫，推动优秀年轻球员留洋，拓宽视野、提升技能，从而促进中国职业俱乐部及联赛健康可持续发展。

这是与国际足坛的接轨之举。

近年来，欧足联一直着力推动欧洲各俱乐部实现财政平衡。2013年，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正式生效。根据该球迷网法案，欧足联将会对每个俱乐部的财报进行审核，无法满足要求控制赤字的俱乐部将面临罚款、罚分、取消洲际比赛参赛资格等不同处罚。

欧洲五大联赛也制定了相应成本控制规定。英超俱乐部近3个赛季的损失不可超过9.2亿元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和青训投资除外）。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就可能面临罚分等处罚。西甲2013年开始执行“工资帽”制度。西甲联盟每年都会发布各俱乐部“竞技人员费用限额”，包括俱乐部注册及非注册竞技人员工资等，根据2020年2月最新标准，西甲各俱乐部总限额约为236.7亿元人民币，限额最高的巴萨达到52亿元，最低的马略卡为2.66亿元。

2018年日本J1联赛俱乐部平均收入3.1亿元人民币，平均支出3.16亿元。韩国K1联赛俱乐部同年平均收入1.23亿元，平均支出1.09亿元。中超俱乐部2018年平均收入为6.86亿元，平均支出11.26亿元，平均亏损4.4亿元，收入高于日韩，但支出过高，亏损情况严重。

球员平均年薪方面，2019年中超仅次于五大联赛，且远高于日本J1联赛和韩国K1联赛。根据换算，中超球员平均年薪约为当年中国居民平均收入的160倍，而J1、K1联赛则分别约为当地居民平均收入的8倍、5.5倍。

检验俱乐部运营情况的一个重要数据是球员薪酬占俱乐部总支出比，2018年中超球员薪酬占比为68%。根据欧足联设置的红线，俱乐部薪酬占比超过70%则为财政极不健康，按照这个标准，中超距离踩红线仅一步之遥。从某种意义上说，限薪新政将助力俱乐部良性运营。

这是疫情大背景下的理性举措。

受到此前金元政策和今年疫情的影响，今年各级职业联赛有16家俱乐部退出或解散，联赛体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说，各级联赛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前几年金元足球带来的影响。16家俱乐部退出，就是其恶果，疫情形势下，经济状况出现滑坡，投资人更加难以为继。建立一个健康可持续的联赛体系，对中国足球非常重要。

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同样是对足改方案中“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表述的践行，将有利于促进俱乐部转变经营模式，推动俱乐部市场化发展，培育健康向上的足球文化。

当然，如何在俱乐部文化传承和名称非企业化上取得一个平衡将是对俱乐部（比如国安、建业等老牌球队）经营者智慧的一次考验。

实际上，足改方案中还提出俱乐部股权应多元化。2019年中超16家俱乐部超过87.5%的为单一股东投入。股权结构的单一对行业监管造成了威胁，存在俱乐部财务数据真实性、完整性的风险，不利于行业规范发展。同时，与欧洲五大联赛相比，中超俱乐部收入结构单一，过分依赖母公司输血，商业开发能力不足。上述问题将是中国足球未来改革的着力点之一。

陈戌源说，新政事关足改方案要求，事关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方向，事关各足球职业俱乐部健康可持续发展，事关全国人民对中国足球发展的美好期盼。自2015年足改方案颁布以来，中国足球事业发展发生了积极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足球系统性落后于世界足球先进国家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性改变，足球市场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改革力度仍需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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