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体坛新视野

随着中国足协 2018 赛季总结大会在上海落幕，新赛季中超的一系列政策也终于 “落地”，就好像是听到了发令枪，此前一直在 “起跑线” 上观望的各俱乐部终于可以按照足协画的 “线” 展开新赛季的备战工作了。中超冬季转会窗将在 2019 年 1 月 1 日，也就是一周之后开启，在 “四大帽” 约束下的首个转会市场，势必会出现一番新的景象。

新赛季，对于球员们来说影响最大的必然是 “薪酬帽” 的出炉，因为 “四大帽” 将在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实施，所以，在即将到来的这个转会窗，只要有球员完成转会，那么他就将与新俱乐部签署新合同，就要遵循足协规定的非国脚税前 1000 万人民币和国脚税前 1200 万人民币的顶薪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仍有合同（特别是大合同）在身的球员来说，待在现俱乐部才能将自己最后一份大合同履行完，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排除现东家为改善球队薪资结构来和球员商谈降薪续约。如果转会和降薪都无法实现，对于想要降低薪酬支出的俱乐部来说，把球员租借出去，由对方（至多是两家俱乐部分摊）承担球员年薪，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出路。所以，在即将到来的转会期，租赁市场很可能火起来。

对于新出台的 “四大帽”，中国足协这一次并没有 “一刀切” 地让所有俱乐部立刻达到标准，而是制定了三年的规划，帮助中超俱乐部逐步实现。同时，即便因短时间内无法达到足协的要求，惩罚措施也分为警告、限制引援名额、扣除联赛积分等几个等级，可如果多项指标不合格，还是会对俱乐部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影响。所以，各俱乐部肯定都会主动去适应足协的要求，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这样一来，在这个冬季转会窗，已经成为自由身的球员虽然可能再也拿不到之前那样的大合同甚至大笔签字费（前提是中国足协的监管真正到位），但他们却还是各俱乐部争夺的焦点，无转会费支出，薪酬又只能在足协限定之内，何乐而不为？！

薪酬不达标惩罚措施

目前，整个中超合同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的球员并不算多，但是，这其中不乏名将。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的数据显示，上海上港的于海、广州恒大的郜林和河北华夏幸福的董学升都将在这个月底合同到期。按照惯例，这个级别的球员多半已经与现俱乐部签订了新合同，特别是作为恒大功勋球员的郜林以及为国效力、遭遇重伤的上港主力于海，不续约就是抛弃、就是寡情薄义，而且年薪一定是高于足协 “薪酬帽” 的，对于已年过三十的他们来说，这也是职业生涯拿到的最后一份大合同。但是在 “支出帽” 和 “薪酬帽” 的双重压力下，对于俱乐部来说如何整体压缩球员薪资是个不小的问题，最近有消息称恒大不排除裁员降薪以保持球队的竞争力，那么作为老将，会否主动与俱乐部签订一份年薪在 “薪资帽” 以内的新合同，为俱乐部分忧？

河北华夏幸福是另一家背负巨大薪资压力的俱乐部，但在新政策面前，已经确定不再高成本投入足球的华夏集团也在调整。即将年满 30 岁的董学升作为难得的本土中锋属于中超转会市场的稀缺资源，华夏幸福与他续约也不存在悬念，即便将其推向市场也能换得不菲的转会费。

今年年底，还有大批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可能合同到期。河南建业的杨阔、钟晋宝、路尧，大连一方的王耀鹏，广州富力的马俊亮，重庆斯威的王维成，延边富德的崔仁，或许有些人已是球队主力，有些人出场机会不多，但是在 “薪酬帽” 下，这些球员的年薪都不会太高。如果没有与现俱乐部续约，他们倒是可以看看有没有求贤若渴的俱乐部给出大合同。

目前，贵州恒丰队中有 10 多人的合同即将到期或状态不明，唐鑫、蒋亮、韩鹏飞、李营健、张萌祺这些上赛季曾有出场的球员都可能面临离队，尤其是在贵州队降级之后，恒丰集团势必也会收缩投入，相比中甲这个平台很多球员还是能在中超找到归宿。

很多与现俱乐部合同即将到期的球员都有着自己的考虑，他们有些人已在主队效力多年，有些人甚至到了退役的边缘，所以，当他们选择球队时会有着自己的考虑，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与上港合同到期的朱峥嵘。作为曾经 “文武峥嵘” 的一员，在今年刚刚收获了中乙最佳球员的朱峥嵘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还想踢中超，不过，不想断了与上港的联系成为他的羁绊。在申花效力多年的邱盛炯和王林已确定离队，人和的汪强、韩鹏，申花的王赟都不排除退役的可能。

对于中超俱乐部的管理者来说，未来几个赛季将对他们的管理能力也提出很高的要求。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摆在眼前，队内绝对主力签下符合 “工资帽” 要求的新合同后，即便计算参赛奖金，其实际收入可能会比还在执行旧合同的非主力球员甚至是最近两年俱乐部高薪网罗的 U23 球员低。收入结构的暂时性错位可能会导致球员心态的变化，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如何管控这样的 “风险”，如何保证球队的内部和谐与外部竞争力，这将是足协新政带来的全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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